二是海外，纠结的非农数据公布后，美联储的降息节奏会如何摆布？

本周（2024年9月2日至2024年9月6日，下同）大类资产表现似乎是8月同期的“缩小版”：日元汇率快速升值，全球主要股指、大宗商品纷纷回调，VIX波动率再度抬升。市场对美国经济“软着陆”与美联储降息节奏预期的分歧加剧，以及资金面上美元流动性的边际紧张是本轮大类资产波动的直接触发因素。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当下金融资产的同涨同跌与高波动，也再度警示了经历多年债务扩张后的金融市场在面临边际变化时的系统脆弱性，其不确定性或许远高于实体经济本身。

1999年6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孙子杨瀚，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前往美国看望一位与自己家族命运息息相关的老人——张学良。

为完成这场期待已久的跨国会面，杨瀚可谓费尽了周折。

孰料，当杨瀚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张学良侄女张闾蘅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张学良时，张学良的反应却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杨瀚回忆称，两人见面的地点是在夏威夷一家教堂门口：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闻张闾蘅介绍完自己是杨虎城后人，他怔了一下，只是说‘你好你好’，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杨瀚原本以为，张学良会畅谈两家旧事，特别是谈起自己祖父杨虎城的往事，但张学良显得很平静，一句都没提起过这些事，这让杨瀚感到很是遗憾。

第二年，杨瀚再次前往夏威夷，为张学良庆祝百年寿诞。

这一次，两人的会面地点在张学良居住的希尔顿大酒店外面，当时张闾蘅正推着张学良在酒店附近的海边散步。

杨瀚上前跟张学良打招呼，张学良依然只是以礼相待，不作其他回应。

杨瀚自始至终都未能找到与张学良谈论祖父往事的机会。

但是在寿宴上，杨瀚看到张学良却是另外一番表现。

作为百岁老人的张学良，面对前来祝寿的宾客们有问有答，他言辞清晰，礼节得体。

（杨瀚）

这让杨瀚非常不解：张学良为何要回避与自己谈及关于祖父的话题呢？

杨瀚当时认为，这是因为张学良老了，关于祖父的事情让他有点不堪回首。

不过，两次会面都受到冷遇，让杨瀚很是好奇，他由此追踪下去，并揭开了“西安事变”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西安事变”中的分歧

杨瀚去看望张学良的那个年头，正值一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在海峡对岸被解禁，这给杨瀚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中，宋子文书信的公开发布，就披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信中称，张学良和杨虎城当年在“西安事变”中存在着重大分歧，两人之间甚至存在着激烈的争吵...

杨瀚敏锐地意识到了，张学良对自己态度冷淡确实是有原因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这些历史细节之中。

杨瀚决心寻找更多资料，以找出这个答案。

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搜集，杨瀚发现，一直以来，被人以“张杨”并称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其实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始终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杨瀚认为，很可能就是这些分歧，导致了张杨二人后来不同的命运，以及张学良对杨家后人的态度...

人生经历不同，对蒋观感不同

毫无疑问，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两个家庭之间的交往也很密切。

张杨两人在“必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救中国”这一民族大义上，看法是一致的。

对于“西安事变”是否应该发动，两人也没有异议。

但在如何执行事变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却一直都未能说服对方。

之所以如此，这首先是因为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张学良前半生极其顺畅，他从小锦衣玉食，接受西方教育，年纪轻轻又子承父业，凭着庞大的东北军，成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个人声望早早就达到了顶峰。

哪怕是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被迫退入内地，张学良人生走上了下坡路，但他本人影响力依旧显赫。

一路享受着高光的张学良，看待这个世界的眼睛，是较为轻松自然的。

张学良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很重义气，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也曾评价道：张学良很豪爽，是个英雄人物。

相比之下，杨虎城却是贫苦出身，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他好不容易才拉扯起一支队伍，在军阀众多的西北地区生存了下来。

残酷的生存环境，导致杨虎城完全没有张学良那种对待一切的乐观态度。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两个人对于蒋介石的看法。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看法较为积极，他不但和蒋介石本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甚至很多次在公开场合，把蒋介石比作自己的父亲。

所以，张学良对待蒋介石，向来是十分恭敬温和的。

杨虎城则对蒋介石本身的反动派本质，看得非常深刻，他针对蒋介石的斗争也更为坚决。

采取“兵谏”的方式来“劝说”蒋介石，就是由杨虎城提出来的。

针对蒋介石拒绝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杨虎城认为，“软说不行就硬干”。

但具体怎么干，杨虎城一开始也没有具体方案。

张学良最初并不接受杨虎城的想法，他还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总觉得凭着自己与蒋的关系，可以说服蒋改变政策。

不过，张学良的一再劝说，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对此，张学良“沮丧万分，自伤饮泣”。

直到1936年11月初，张学良才逐渐开始绝望。

此时的张学良，既痛心东北军在进攻陕北红军时损失惨重，又难以忍受蒋介石对自己的一再逼迫，陷入了困境，才不得不再次与杨虎城商量今后的出路。

杨虎城此时明确提出了，要乘蒋介石来西安督战之际，将其扣留，“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学良最后同意了“兵谏”的做法，但他设想的是“逼蒋抗日”，千万不能伤害蒋介石，以免又引发内战，让自己成为“千古罪人”。

杀蒋？释蒋？意见不一

在事变之后，杨虎城考虑到如果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无疑于纵虎归山，将来恐怕后患无穷，因此主张杀掉蒋介石。

张学良则认为，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联共抗日”，就可以送他回南京，并且继续拥护他的领导。

杨虎城告诉张学良，蒋介石对人一贯没有诚意，他所谓的“人格担保”完全不值得相信。

杨虎城认为张学良不该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轻信蒋的“担保”，只会招来残酷的报复。

自认与蒋介石有着良好私交的张学良，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张学良还是坚持要维护好“领袖的尊严和威信”。

结果，张杨二人发生激烈争吵，以致于“几近决裂”。

最后，由于无法说服杨虎城，张学良决定独自行动，把蒋介石送回南京。

12月25日下午，杨虎城突然接到了张学良打来的电话，邀杨虎城前往张学良所住的公馆。

当杨虎城抵达时，发现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安排下准备上车。

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自己现在就要送蒋介石回南京。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杨虎城陷入了两难，现在要么接受现实，要么就得调兵遣将，将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拿下。

不管哪种选择，都不是杨虎城想要的。

在这个紧要关头，杨虎城决定以大局为重，接受张学良的安排，并陪同张学良一起送蒋介石到机场。

到了机场，张学良要求杨虎城留下来，领导自己在西安的东北军队伍，而自己则临时宣布要上飞机随蒋飞往南京。

对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决定是否合理，人们很难评价，但是其不顾个人安危勇于牺牲的做法，大大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这一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对蒋的指令，态度不同

蒋介石回南京后，于12月27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摆出一副“领袖”的姿态，意图扭曲“西安事变”的真相，把事变的和平解决归功于自己对张学良的道德感召。

杨虎城完全不吃蒋介石这一套，12月29日，杨虎城对外发函阐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并公布了蒋介石所做的政治承诺。

面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部署兵力逼近关中等背信弃义的行为，杨虎城毫不妥协：

一方面，杨虎城高举联共抗日的大旗，争取红军和西安各界群众的支持。

另一方面，杨虎城致电南京，质问南京政府出尔反尔的真实用意。

1937年1月5日，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试图挑起内战的阴谋，杨虎城和东北军及17路军将领，通电全国，要求一致抗日，并积极争取张学良早日返回西安。

相比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上的坚定态度，张学良一直都在顺应蒋介石的要求。

自从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张学良就不断地要求杨虎城释放被扣押在西安的一些南京政府官员，还劝说自己东北军部下服从南京政府的指令。

不过，张学良的这些做法，并未让蒋介石放心，蒋介石指使军事法院对张学良上演了一出“会审”、“赦免”、再“严加管束”的闹剧。

而张学良也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向其提交了一份承认自己错误的信函。

如此一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舆论上变得越发不利。

蒋介石反倒成功地给自己塑造了一副“虎口脱生”后，对政治对手“宽宏大量”的高大形象，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处境。

当然，蒋介石并非真的这么大度，他只是迫于当时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没办法立刻对张杨二人下手罢了。

事后二人惨遭报复，蒙不白之冤

张学良自从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监禁，长达几十年之久。

甚至是蒋介石在大陆战败后，也带着张学良前往台湾岛，继续对其监禁，可见蒋对其的怨恨有多深。

而杨虎城将军，在事变问题解决之后就被撤职，又在1937年被迫“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进入了高潮，全国人民奋起抵抗。

身在海外的杨虎城，心系祖国，要求回国抗日，但遭蒋介石拒绝。

1937年底，一心希望为抗日活动作贡献的杨虎城，试图经由香港回国参与抗战。

杨虎城不愿接受安排，还处处违背蒋介石意愿的做法，让蒋介石恼羞成怒。

蒋介石决定采取行动，阻止杨虎城在国内擅自活动，于是一腔热血只想报国的杨虎城被特务诱捕，身陷囹圄。

随后，军统将杨虎城在国内多地秘密转移，以掩人耳目。

1949年，丧失人心的蒋介石终于撑不下去了。

在逃离大陆前，蒋介石还不忘下令让军统特务将杨虎城一家杀害。

可见，蒋介石一直在表面上显示自己的“宽大”，但始终对二人当初的行为耿耿于怀。

为了泄愤，蒋介石对张、杨二人的监禁工作一直都进行得十分严密。

从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偏执与心胸之狭窄。

在关押期间，张学良的一切对外联络都由蒋介石的心腹戴笠汇报，经蒋批准后才能进行。

张学良的通信无一不遭军统特务拆阅，确认没有问题，才能转交。

而戴笠也随时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其无意间说过的话、其个人情绪、对蒋本人的态度都会详细汇报。

蒋介石虽然关押了张学良几十年，但并未将其杀害，这可能是因为张学良影响太大，并且东北军的势力始终存在，蒋不便下手 。

但是对于杨虎城，蒋介石对其恨意明显更深一层。

杨虎城始终不肯像张学良一样向蒋“认错”，他对蒋的态度远比张学良要强硬。

这导致了杨虎城的遭遇比张学良更惨烈，以致于除杨虎城之外，其儿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及副官、警卫员等共八人在1949年均被军统特务残忍杀害。

对于杀害杨虎城一事，蒋介石也自知理亏，所以蒋介石刚抵达台湾岛时就宣称杨虎城是被土匪杀害的。

不过，随着各种疑点的曝光，这种说法也就没人信了。

可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因蒋介石的报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两家后人，续写友谊佳话

张学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当其再次重获自由，已经是60多年后的事了。

张学良昔日的家人及东北军部下，也因为大时代的剧变而散落各处。

而杨虎城的家庭由于遭到的报复更为猛烈，受到的影响也更加巨大。

不过，这些变故并没有切断张杨两家的联系，能够跨跃时空把两家人连接起的关键人物，就是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

（杨拯民）

杨拯民在1938年选择了加入共产党，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奋斗，这让杨拯民得以避开家族的那场劫难。

在延安从事革命事业的时候，杨拯民结识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

两人经常一起聊天散步，痛斥蒋介石对亲人的迫害，很快就成了至交好友。

解放后，两人又为新中国的建设肩负起了不同的任务。

张学思负责海军学校的创建工作，并在1961年成为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杨拯民则奔赴西部，从事国家急需的油矿生产工作。

（张学思）

虽然分隔两地，但这一点都没有改变两人的友谊。

在此期间，杨拯民也和越来越多的张学良亲属及东北军部下取得了联系，为他们解决了不少工作和家庭问题。

渐渐的，杨拯民成了张杨两家的联络人。

为此，张学良家族一些定居海外的后人，在回国访问时，都会专程去看望杨拯民。

对于杨拯民在两个家族之间的奔走付出，张学良在海外也有耳闻，两人之间也有一些互动。

杨拯民曾托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给张学良带去一些礼品，而张学良后来则回以亲笔题词。

1998年，当杨拯民去世之时，张学良及夫人还专门来电吊唁。

杨家未竟的遗愿

张学良之所以一直记得杨拯民，除了因为杨拯民在两家人之间发挥的纽带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就经常逗年幼的杨拯民。

据杨拯民回忆，年轻时的张学良平易近人，很善于逗大家开心。

杨拯民常常想起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在1935年的冬天，还是毛头小伙的杨拯民同父亲一起去拜见张学良，准备随张学良外出视察军队。

当时身居高位的张学良，亲自为大家开车。

他一边车，还一边拿杨拯民开玩笑，夸杨拯民今天最“神气”，“我给你当司机，你爸当副官，还有两个保镖！”

当年愉快相处的场景虽然还历历在目，但在现实中两人却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未能重逢。

所以，杨拯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在有生之年，再见上张学良一面。

但是这一愿望，却因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受到台湾当局的限制而未能达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前往美国探亲，五年后，夫妻两人正式定居美国夏威夷。

至此，张学良才算彻底摆脱了蒋家政权对自己的羁縻。

杨拯民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立刻向张学良发出邀请，希望张学良能回到大陆看看。

但当时年迈的张学良刚刚重获自由，未能下定决心再次奔波。

于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委婉地转告杨拯民，张学良可能不回来了。

不过好在第二年，张学良又托人邀请杨拯民赴夏威夷见面。

杨拯民立刻向组织申请出国，在得到批准并办好签证之后，却被查出患了癌症。

就这样，事情又耽搁了下来，直到1998年病逝，杨拯民的出国之旅都未能成行。

作为杨拯民儿子，杨瀚非常清楚父亲最后的遗愿，就是去看望张学良。

于是，了却父亲遗愿的任务，就落在了杨瀚身上。

（杨瀚）

时过境迁，斯人老矣

后来，杨瀚远赴重洋，最终完成了父亲的心愿，这就有了本文开头杨瀚与张学良会面的场景。

父亲的心愿倒是完成了，但张学良与父亲热情互动，却对自己十分冷淡，这让杨瀚一时间很是失落。

不过，在了解到两家人背后更深的渊源之后，杨瀚也对张学良的做法有了更多的理解。

可以说，张学良的大半生都受困于“西安事变”带来的影响，他不愿过多评价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也是情非得已。

张学良的苦衷，从他过往的言论和口述历史中也可以得到一些验证。

在事变发生之后，虽然杨虎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张学良地位远高于杨虎城，所以当时的舆论狂潮都向张学良狂泻。

张学良一时间承受了全方位的“声讨”，各种抹黑的帽子都向他抛来，甚至一些知名人物都称他为“汉奸”。

张学良既无从解释，又不愿把责任推给杨虎城。

他选择了一方面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另一方面又一力承担所有责任，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他宣称，所有的事由我“一人负责”。

直到1956年，当蒋介石再次要求张学良详述事变过程中二人所起的作用时，张学良依然坚称，“杨虎城乃受良之拖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张学良的这种说法，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不过结合杨家的遭遇就可以理解了。

故友全家已有八人遇难，再向外人透露两人之间的分歧，这实在不是一生都极重义气的张学良所为。

但 “西安事变” 毕竟是二人共同实施的，所以到了晚年，张学良对相关说法又有了一些改变。

在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谈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称杨虎城“当然是主角啦，不过名义上是我”。

张学良还表示，自己曾劝杨虎城出国后“就不要回来了”，显露出对杨虎城最终不幸遇难的遗憾之情。

这种复杂的心态，也可以解释张学良为何比较关注杨虎城幸存的儿子杨拯民，而对杨虎城的孙子杨瀚非常“冷淡”。

超过半个世纪的监禁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张学良的心性，他不但没了年轻时张扬的性格，还改信了基督教，在《圣经》中参悟人生。

总之，80多年前的那场事变，改变了太多的人和事...

结语

过往世人只知道到张杨二人在大时代面前，勇敢的做出了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但却不知道两家人为此都承受了些什么。

现在了解了这些背后的故事，再看到时代的命运对个人的无情捉弄，不禁让人心生无限唏嘘。。

不过，更加让人感慨的是，张杨两家人，在时代的剧烈冲击之下，也没有放弃对家国理想的坚持，这份执著配资炒股合法平台，着实让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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